林怀民 作品《流浪者之歌》

出走与回家

一九六九年九月，我初到美国读书。在旧金山机场看到通往全球的航班表：纽约、伦敦、巴黎、东京、阿姆斯特丹、莫斯科、斯德哥尔摩……

那是个惊吓的启蒙经验。世界如在眼前，地理课本的地名，原来是真的可以去的城市！

那年五月，摇滚乐、大麻、性爱，五十万人大聚会的伍德斯托克﹙Woodstock﹚音乐节，震动了全球的年轻人，而我来自戒严的台湾。一年多以前，巴黎、东京、纽约、伯克利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；在台北，我衷心崇拜的、曾在明星咖啡厅仰望的作家陈映真被警总抓走，写作圈子的朋友私下转告，不知所措，也有人彻底避谈。

可以这么说，到了美国，我才开始走进世界。

一九七○年圣诞假期，我从读书的爱荷华，一路候补机位，用学生票旅行，混到西岸。忘了如何抵达太平洋高速公路的一个水族馆。我第一次看到海豚，乐得张开了嘴。

看完海豚戏球，我对着太平洋的落日发呆，转头才发现人全走光了。到了馆外，停车场是空的，也没公车了。天色昏沉，我只能在路边横着大拇指等便车。

一位长发嬉皮让我上他的车。他弄清楚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，不知要往何处去之后，便安静地说：“那么，到我家过一夜吧。”

睡到半夜起来上厕所，只见起居室五六个长发男女安静坐着，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房间里有印度线香的味道，也许都吸了大麻，一屋寂静。我回房继续睡。第二天早上，另一个长发嬉皮顺路把我在公路边放下。我横起大拇指等车。

一九七二年，我打工存了钱，经欧陆返台。纽约到卢森堡的学生包机每人九十美元。在阿姆斯特丹，我根据手上的《每天十元游欧洲》，找青年旅馆过夜，也睡过公园，认识了人就一起去玩。

有一个人要去巴黎，我改了行程和他同行。他找到几个朋友，一起混了几天。吃饭，大家凑钱买几条面包、几瓶便宜红酒就打发了一顿。这些来自各国的背包族，有人初抵巴黎，也有人要离去，大伙儿就在便宜小酒馆为隔日要启程的朋友送行。喝得太晚，第二天爬不起来，误了车程，因此晚上再度送行，喝到凌晨……

在巴黎认识的瑞士青年要去葡萄牙、西班牙，邀我同行。到了葛那达，他要去摩洛哥，我的护照要等上一个多月才能取得签证。从此我一人独行，去意大利和希腊。

在罗浮宫、在乌菲兹美术馆我第一次感觉到“颜色”。从希腊的天空和爱琴海，我终于知晓蓝色有无限的层次和变调。在日内瓦，我看到一本美丽的画册，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敦煌壁画。

通往曼谷的学生班机由雅典起飞。才走进世界，又得回到窒息戒严的台湾；观光尚未开放，一般人收入极少，我不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出国，躲到厕所狠狠哭了一场。

没想到我竟然一次又一次出国，频繁的程度使我想起机场和坐飞机就要自闭地忧郁起来。跟云门出国是工作，十次九次，演完第二天必须离开；没有主办单位可以大方地让三四十个人不演出，住旅馆。

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一年，云门暂停的三年间，我随心所欲地跑来跑去。背起包包，住十美元的民宿，我去了印尼、菲律宾、尼泊尔和印度。

印度！许多人怕去印度，因为脏乱和贫穷，因为火车飞机从不准时。这些，正是让我一再回到印度的理由。生了两回气后，我有了“顿悟”：即使慢上七八小时，火车一定会来。我放心地在火车站读了一本又一本平日没时间读的书。人生可以不必急吧，我终于摆脱时程表！

印度的燥热飞尘、天天在街头上演的生老病死，为我晓示生命的本质。我也去过恒河畔，看到骨灰撒入河中，焚烧一半的残尸逐波而下，下游的印度信徒面不改色地掬起“圣水”，仰头吞下。生死有界，流水无痕。我惊悸而感动。

不知不觉，去了九次印度。印度安顿了我。毛躁起来时，闭眼想起圣牛踱步的火车站月台、流水悠悠的恒河，心就静定一点。我开始觉得云门的工作不是磨难。得失心淡了以后，作品慢慢成熟。

一次次的出走，孤独的背包旅行，让我看到许多山川和脸孔，见识到不同的文化，以及不同文化背后共通的人性。旅行为我打开一扇扇门。回了家，我阅读，追寻曾经碰触过的文化，关心去过的国家，远地的战争仿佛也与我有关。更重要的是：离开台湾，隔了时空的距离，台湾，还有在台湾的自己，变得特别地清明，因而逐渐培养出对付自己的能力。

台湾解严二十多年，但是，我们仍然容易陷入岛屿的自闭，陷入消费主义的迷障。我怀念六七十年代年轻人没有特定目的的贫穷旅行。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出走。

二○○四年，我把“行政院文化奖”的六十万奖金捐出来，成立“云门流浪者计划”，承蒙许多朋友，特别是施振荣先生和他的夫人叶紫华女士，以及吴清友先生、严长寿先生热心支持，使这个计划可以持续进行。五年间，四十一位年轻朋友在“流浪者”的奖助下到亚洲各国学习，去奉献，去挑战自己，或者，只是去放空。

台湾受了太多西方影响，对于近邻的亚洲文化缺乏认识，我们希望年轻朋友去纽约、巴黎之前，先到亚洲看看。我们要求“流浪者”单独旅行：一个人走才能增加与当地人互动，确保和自己对话的机会。我们也期待旅行的时间不低于两个月：希望他们可以完成紧张、兴奋、疲累、挫折与重建的几个阶段才回家。

常有人问，对“流浪者”有什么期待。我们祝福他们带着新的视野，以及对自己的新观点，重返台湾的生活。如此而已。

然而，事情的发展让人喜出望外：

第一届的谢旺霖书写铁骑西藏高原的《转山》成为二○○八年诚品中文书籍排行榜第二名的畅销书；简体版在大陆“火红”。

吴欣泽通过演奏与CD，以西塔琴丰富台北的音乐文化。

刘亮延的“李清照私人剧团”新作不断，令人惊艳。

钟权的纪录片在公视、在大陆播放。

吴耿祯的现代剪纸这两年来，成为台北眼亮的风景。

薛常慧的伊朗之旅，促成台湾与伊朗纪录片的交流。

杨蕙慈去广西学蜡染，回来发愿募款，要为当地瑶族孤儿盖一所小学。

卢铭世持续在台湾推广种树，绿化台湾……

“流浪者”的旅行只是他们生命的逗点，没有这趟旅行，他们的才华与热情一样会灿烂开花，但因为有过这番交会，我们沾染了年轻朋友圆梦的喜悦，也以他们的成就为傲。

二○○八年，云门穿针引线，七位“流浪者”到四十所学校，分享他们旅行的经验，参与的学生高达两万五千人。有些学校因而企划了“小小流浪者计划”，鼓励学生进行岛内自助旅行。二○○九年，十位“流浪者”接棒，到七十所学校演说，继续扩大青少年的视野。

年轻人逐梦的勇气、落实梦想的毅力，是社会进步重要的本钱。而告别年轻多年的我，因为这个计划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励。工作胶着苦闷之际，遥想张子午骑着自行车穿越哈萨克斯坦、俄罗斯、土耳其，直至葡萄牙大西洋海边；林乙华到印度参加喜马拉雅山登山训练；陈乃绮辞去台大医院研究员工作，“捐出”八个月，到柬埔寨和老挝，参加当地登革热的卫教、防疫的活动；辅导台北游民多年的杨运生在日本深入观摩游民辅导机构的运作。我的世界变得宽阔，对自己的沮丧感到可耻，因而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

《圣经》里，浪子的故事以落魄的浪子回家，得到父亲宽容的拥抱做结。纪德的《浪子回家》颠覆了《圣经》的道德教训：回家的浪子，帮助弟弟离家出走。

出走。回家。再出走。我希望看到一代代人不断出走。

林怀民：享誉国际的台湾编舞家。14岁开始发表小说，22岁出版《蝉》，是60、70年代台北文坛瞩目的作家。大学就读政治大学新闻系；留美期间，一面攻读学位，一面研习现代舞。1973年，林怀民创办“云门舞集”，带动了台湾现代表演艺术的发展。云门在台湾演遍城乡，屡屡造成轰动，并经常出国作职业性演出，获得佳评无数；获得美国舞蹈节终身成就奖、德国舞动（Movimentos）国际舞蹈节终生成就奖

文章来自《高处眼亮林怀民舞蹈岁月告白》，本书是林怀民近四十年舞蹈岁月的告白，道尽他在不同时期的执迷、探索与启蒙。光环之下的他，和你我一样，也经历了彷徨、痛苦、挣扎。但他在“失足与起步”、“退出与复返”之间，不断跃进向前。他不时努力提醒自己要把头伸出水面，然后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，看到自己的位置，才能对着苍穹憧憬梦想。

（2016年埃及开罗Raqs of course肚皮舞节开幕式）

2016年7月，有感于米小姐东方舞团队5人前往东方舞的起源起埃及学习，收获丰富、经历珍贵，在家里翻出很多年前看到的这篇来自林怀民先生的文章，林怀民曾是台湾瞩目的作家，深厚的文学修养，总能用文字表达非常多的舞者情怀，我曾关注了很久的云门流浪者计划，终无勇气去申请，直到现在能自己外出走进世界学习，且学习的脚步不会停歇。

一行5人前往埃及，对于从各自不同的专业投入到舞蹈领域的我们来说，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，米小姐以目前的经营情况，对每一位进行了少量的补贴，算是对出走的一丁点鼓励。

也会想，我们曾害怕走出去、如果能在更早更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出去看世界，又会是怎样。

也会想，如何以舞蹈为媒介，走出去进行更为深度的学习，想要身边有舞蹈梦想的女孩有更多的机会出去学习。

于是我们成立【米小姐游学基金】，以促进热爱东方舞的舞者海外进修游学，培育更优秀的舞蹈专业人才。

纠结过现在成立游学基金是否是不自量力，想等【米小姐东方舞】发展得更好更完善的时候再做这件事情，又怕一再耽误，不知何时能做，或许，想做，就从现在开始；我们可以从促进1个人，到2个人，再到更多。

米小姐拟定在2017年资助1位东方舞舞者往埃及进修，初期成立，不尽完备，将由米小姐综合各方面情况选拔热爱东方舞的舞者进行资助。如果看到文章的你愿意资助更多的舞者外出学习，为她们提供学习机会、费用支持可以联系米小姐微信：346380740（sue）。所有通过外界募集的费用、学习机会我们会接受监督，将明细对外公布。

米小姐游学基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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